刘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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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北京地坛医院性病科

少年、青年、老年——艾滋病患者背后的故事!

1 19020 1年前

  中国的艾滋病从80年代初发现,到现在仅今年的发病率已到4万多例,其发展变化,从我个人最直接的门诊量来看,十多年前,一个月能看见一两个患者,到现在每天都能接触到患者,这样的对比最为直接。在今天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里,跟大家唠唠我与艾滋病患者打交道的这些年,感受的一些事。

  由于地坛医院是国家免费治疗艾滋病的定点医院,在我门诊上的艾滋病患者也不在少数。幸福的故事或许大抵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故事却各有各的不幸。同理,每个艾滋病人的背后也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与前些年很多因为输血、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不同,近些年门诊上新发现患者其感染途径大部分都是性传播,尤其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其中不乏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在众多与我处久后相熟的患者中,就有一位高中生艾滋病患者。时隔这么多年,这个孩子现在每次来门诊还是由爸爸陪同,我也记得与他相识的第一天。

  那天,他穿着一身校服走进我的门诊,让我很是吃惊,在他爸爸拿出化验单后,我不禁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孩子,那张与我儿子年纪相仿的脸庞,让我这位也是做母亲的心一下沉重起来。问诊中孩子没跟我说实话,而他的父亲,从孩子开口说第一句起就已经眼泪掉下,一直压着抽泣的声音听儿子说。直到我看诊结束后,我实在看不过去他悲伤的父亲,安慰说:“没事,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目前我们的治疗效果很好的,放心,他会正常的学习,生活下去,你也别太着急了。”听完这句后,年过不惑的男人,突然跪在问诊桌那边,一个劲儿地磕头,嚎啕大哭:“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是我一直特别关心的,最近几年频繁爆出的性侵犯事件,也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我们不谈学校教育的问题,作为孩子的父母亲,性教育是我们一直羞于开口的、没有经验可借鉴的、还没发展成熟到形成体系的话题。包括我自己,要不是我工作的特殊性,或者在性教育问题上,也没有那么顺其自然。而我对我孩子的性教育,采取的也是最方便、最笨的办法——看似不经意的在晚餐时,讲诉门诊上发生的令人惋惜的真实病例。(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在科普时特别爱讲病例的原因)。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儿子上初中时,有一次我又在饭桌上讲诉当天门诊的一件事,孩子听完后说了一句:“妈妈,他为什么不带安全套。”我当时像农民第一次看见丰收的麦田一样,觉得这么多年的间接科普,终于是看到成果了,对于孩子以后的这方面,我似乎可以放下心了。而那些没有我这么便利条件的家长们,如何正确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也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我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或思路。当然,如果你们缺乏具体事例可讲时,欢迎到我的平台,看看我随时讲给大家的真实病例,这应该也算是个捷径吧。

  

  相对于学生群体对性方面的无知,艾滋病在同性恋群体中的高发,我们不禁要探寻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我从不排斥同性恋,我身边也有很多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朋友,我都很喜欢和他们相处。其中有个小伙子之前因为肛周尖锐湿疣反复发作,在其他医院用各种方法治疗还总是复发,后来找到我。由于艾滋病的原因,他伤口恢复总是很慢,皮肤脆弱弹性差,因此也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相熟后我跟他伴侣也处的很好,他的伴侣是个风趣幽默的孩子,每次都陪着他来门诊,然后跟我们贫嘴,逗得我的学生哈哈大笑。而这位患者也放松不少,治疗配合度较高。前段时间他来复查时,没看到那个贫嘴孩子,我就问起来,才得知他们已经分手了,原因是对方的背叛。感情的分离很正常,背叛的发生率没有因为性取向区别就有偏向,但我一直对同性恋的患者说:“你们如果认定对方是合适的,就要像有婚姻约束一样的,对自己有个约束,对对方有个责任。”

  记得看过一个电影,里面有句话说的挺记忆犹新的“孩子才说对错,大人只讲利益”。确实如此,相对于有婚姻法保护的感情,两个成年人的结合就开始有了利益。感情不在时,孩子是责任的具体体现,财产是利益的最终保障,而同性在中国无法取得合法保护,对感情负责任全靠个人自觉,两人相处也全凭感情。情浓时爱意菲菲,情淡后今非昔比,分开极其轻松简单。尤其在目前还有很多人对同性恋不理解的情况下,导致一些同性恋患者心理自卑,这种自卑或体现为逆来顺受,或叛逆桀骜,在感情上就表现为不稳定、变化快的情况。所以,对于现在并不少见的同性恋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感情不分性别,无论对她还是他,现实中哪有那么多一直如火般的爱情,我们要保持对爱情忠贞的决心,身体要习惯平淡如水的生活。面对感情的变化,与其花费精力重新认知一个人,不如学会如何共进退、共患难。

  

  近些年还有一类艾滋病患者开始较为常见——老年人。目前我接触的老年艾滋病患者中,常见的感染途径是血液传染,如农村非正规牙科、非正规途径的输血,献血等等。而这类人群最大的问题体现在子女上。大部分患者的子女均已步入中年,对疾病的认知度较差,从充分了解艾滋病,再到和患者一起共同生活,存在思想转变过渡时间较长等问题。我遇到过一个老年患者家人,女儿带着来的门诊,而我也回答了一个至今仍经常被提起的经典问题:“主任,我爸是阳性,我跟我父母一起住,这不夏天了吗,昨天我拍死一只蚊子,当时蚊子肯定是刚吸完血的,万一是我父亲的血,我是不是已经感染了?”从这个问题中就能看出子女和感染艾滋病的父母一起生活时的焦虑之情。

  对于老年艾滋病患者的隔阂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两代人对患者的包容程度也有偏差。大部分父母对子女都包容爱护,而相反子女对父母的耐心和包容则远远不够,因此患者心理压力也大,子女的心理压力更大。其实对于年纪大的患者,我们可以更加轻松的面对这种疾病,生老病死中,“老”“病”“死”皆是这个年纪需要豁达面对的。无论感染与否,我们凡人终究难逃那最后的青烟一缕。在门诊时,我遇到老年患者其思想工作最好做,反而是劝其按时服药和子女相处等日常问题,较为麻烦,究其根本也是对艾滋病的性质和传播特点不了解。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关于这个单独的疾病跟大家说的有点儿多了,话题也是打开了就有些收不住。多年来看的人生百态太多,特殊的疾病集中到门诊时也是感触良多。正确认识疾病,正确面对疾病,即是作为医学从业者科普的最大意义。艾滋病是目前我们已知,从发现到发展速度最快的疾病,但也是可控可预防的疾病,防范在于个人。因此,不免俗套的再次呼吁:“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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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春,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法医鉴定组性病专家,全国子宫颈癌防治协作组成员,北京首批256位医学科普专家。研究领域:性传播疾病(尤其对HPV病毒感染造成的各类尖锐湿疣和宫颈疾病)、女性下生殖道感染、艾滋病、常见皮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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